我还是怀念以前穿着破旧的工作服，腰后别着扳手钳子螺丝刀的那段日子，那毕竟是社会向我敞开的第一扇大门。

十四年前的一个早晨，阳光一如既往地灿烂着，街道上穿梭的人流还是和往常一样拥挤不堪，人们脸上的表情有些呆板，自行车大军中听不到一丝笑声，饭盒与车筐碰出咣咣当当的声音，使这平常不过的早晨显得更加无趣。任何人也不会注意车流中一个穿着普通的少年，他紧紧地抿着嘴唇，略嫌单薄的身体骑跨在破旧的车上，车筐里装着他的饭盒，和边的人一样，饭盒上也勒着一根皮筋。今天是他第一天上班，他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感觉是有点得意，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自力更生的工人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头小子就是我，那一年，我十七岁。

临出门前那一刻，从妈妈手中接过盒的一瞬间，竟然发现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令我困惑的眼神，是怜悯？是担心？那时的我不懂母亲目光中的悲哀从何而来。现在，我懂了，那是一个母亲替他的爱子未来命运哀伤。

妈妈做了一辈子的工人，她懂得工人的苦，现在的儿子就要和她一样被磨出一双粗糙的手，也许会和她一样被人瞧不起，但是这些想法妈妈都没有和我说过她只告诉我既然当了工人就要做个好工人，不要偷懒，要尊敬师傅，要学好手艺。我被她啰嗦得烦了，一把拎饭盒，风一样地冲出了家门，呵，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工人，哈哈哈，这个词真让我兴奋。

工作的单位是一个效益不错的国企，我被分配作了一名检修工，活儿很累，上第一个星期就随着师傅们干工程，十七岁的我不懂什么人际关系，更不懂替自己设计一条康庄大道，我拼命地劳动，在劳动中得到快乐，看着自己流出的汗水洇透了工作服，嗅着工友油污和热汗合在一起的味道，便忘记了劳作的辛苦和危险的工作环境，回到家里捧着厚厚的书籍，任文字替我舒咯咯做响的关节。第二天一早，又一个青春锐利的我继续回到机器和油污包围的充实空间。十七岁的中国青年工人，幸福得像一只刚刚从池塘里爬上来的小鸭子。

我们工作的性质是安装和检修设备，记得有一次在山上施工，需要把乙炔瓶和氧气瓶弄上去，两个人抬着走山路很费劲，于是我冒了傻气——自己扛上去！钢瓶压在肩头，走在陡滑的山路，开始不觉得怎样，快到山顶时眼前直冒金花。那时真是年轻啊，有劲，卸下钢瓶后卷上一颗师傅的老旱烟，一根烟的功夫，照样是生龙活虎的一个壮小伙。

工人就是活的，不干活光耍嘴皮子叫什么工人，我就瞧不起身边这样的人，每当有危险或是脏累的工作没人愿意干时，我总是第一个冲上去，冬天，在十二米高空顶着黑龙江刮鼻子刮脸的寒风绑炸药爆接导线，三个小时后下来，在锅炉房缓了一个小时才能开讲话；夏天光着身子钻到滚烫闷热的油罐内清洗罐体；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顾不上吃饭这样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还记得有个可笑的段子：我攀着软梯在高空干活，拧上去的螺栓净是残次品，拧一个扣，再拧一个还是滑扣，那可是吊在半空中干活啊，想把老子累死么，我和下面的人一起大骂生产残次螺栓的人，后来一想，还是别骂了，都是咱工人自己造的，咳，自家人不骂自家人！下面的人好歹给挑上来几个好螺栓，我七拧八拧总算把活干完了，刚要解安全绳下软梯，发现有点不对劲，自己一瞧，差点一扳手敲自己脑袋上——我这个笨蛋把自己的腰绳给压到螺栓里面解不开了。没有办法，从头再吧，我一点点地重新把紧好的螺栓松掉，把安全绳拿出来，再把螺栓紧好，等到这一切完成，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地面上的师傅和同事们都笑作一团，有人还打趣我“你咋没把你自己给栓上啊”，直到今天，原单位的人见到我还都拿这件事和我开玩笑，我估计这丢人事能在我们位继续流传下去。

工人堆里就是这样好，大家随便开玩笑，话说深了浅了的没有人在乎，干活时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谁一个不小心违反了操作规程马上就有人提醒他，“老张，你他妈找死呐，看看你咋干的活”。骂人的话虽然糙了点儿，但被骂的绝对是心存感激，因为违章操作很可能给自己带来人身危险，谁也不愿意缺胳膊少腿的回家。

黄段子和脏话是工人堆里的胡椒面儿，哪里没有味道了，就朝哪里撒撒。我有个师兄姓张，比我岁数大，人生得肥头大耳的，身体是出了名的棒，大葱蘸大酱吃得贼拉欢，吃饱了随便找个地方铺上个破草帘垫子就睡，睡醒了口渴，恰好那天停水，这师兄居然趴到楼下围假山的水池子里喝了一肚子。那水里飘着草叶看起来很脏，我们都看呆了，人家第二天也没拉肚子。干活时我们都愿意带上他，每到下午大家昏昏欲睡时他就眯着小眼睛来劲了，先讲他是怎样听野班子唱黄色二人转的，再讲野班子是男女混睡如何如何，一来二去的就把大家逗得来了精神，你一句我一句的插科打诨，一个无聊的下午很快就打发过去。

工人堆里哪样都好，就有一样不好——瞧不起知识分子，其实也不是对知识分子有看法，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工人师傅是尊敬的，师傅们就烦那些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半瓶子醋。我有个小师弟，打骨子里不愿意当工人，瞧不上我们这些浑身散着油污味道的人，他认为我们平时讲粗话说黄段子是因为我们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他不屑和我们为伍——虽然他很不幸和我们一样也是个工人。有一年元旦，单位开联欢会，那时刚刚卡拉ＯＫ还是个新鲜玩意，领导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搬来一台这个ＯＫ机，一开始大家还不愿意唱，后来领导急了，他先ＯＫ，然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ＯＫ，谁也不许不ＯＫ，轮到我那个小师弟ＯＫ时他说了一句话语惊四座：“中国歌我一般不唱，我只唱外国歌。”什么鸟人啊，中国人不唱中国歌非得学外国鸟叫，嘿，这下他出名了，谁见了他都喊一声“来个外国歌呗”！这小师弟平时也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大有“出淤泥而不染”的清莲作派，不过这家伙清高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清高出什么结果来，还是跟在我们工人堆里混饭吃。据说，这小子的外国歌唱得有进步，基本上中国人听不懂，多年没回原单位看看了，还真有点想他。

五年前调离了原来的单位，工作性质和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原单位是同事一起合作完成一项任务，新岗位是自己负责一摊工作，谁也不需要谁的帮助，工作强度倒是比以前低了很多，也不用换工作服了，待遇比以前好了些，但我总是感觉有点不适应，同事之间很少说话，人际关系很淡漠，也许这是现代人的通病吧。我还是怀念以前穿着破旧的工作服，腰后别着扳手钳子螺丝刀的那段日子，那毕竟是社会向我敞开的第一扇大门。